西方話語強勢恐喪失 全球互聯網監管成大趨勢
中國IDC評述網04月21日報道：一向在“自由”、“民主”等領域意見一致的西方發現，最近它們的這塊鐵板出現了裂縫。澳大利亞因為采取嚴格的網絡過濾監管措施而遭到美國等西方媒體的嚴厲抨擊。但澳大利亞政府相當堅持，該國通信部長質問，“憑什么要認為互聯網是特殊的？就該凌駕于法律之上”，他聲言澳大利亞對網絡內容的審查將是“百分之百”的。像澳大利亞一樣，日英德法都在實施著自己的網絡監管，只是不像澳大利亞那樣“嗓門大”。這令一些西方媒體和互聯網巨頭擔憂，互聯網“正迅速被各國法律法規分裂成一塊塊，根本談不上是一個世界的媒介”，而澳大利亞的表現說明西方國家內“出現了危險的滑坡”。一位瑞典專家對《環球時報》記者表示，人類社會之所以有法律，在于人們對于無序狀態的憂慮，互聯網的秩序遲早會到來的，網絡無法也不應該擺脫法律與道德的束縛。
“互聯網處于無政府的荒蠻狀態”
“問一問硅谷那些知名公司的高管們，還有哪些國家讓他們感到不安，許多人嘴里蹦出的第一個名字也許會令人意外：澳大利亞。”《金融時報》日前以“互聯網與國界”為題的文章一開頭就這樣寫道。文章稱，澳政府以打擊兒童色情為由，支持采用成熟民主國家中最嚴格的互聯網過濾器，令不少硅谷的互聯網公司擔心，“這僅僅是一個開端”。谷歌首席法律顧問戴維·德拉蒙德警告稱，在不加嚴格控制的情況下采用這樣的互聯網過濾器，這種誘惑“確實像（西方國家出現）危險的滑坡，除非我們能扭轉趨勢”。
對于種種指責，澳大利亞仍堅持自己的政策。“為什么要覺得互聯網是特別的？為什么認為它可以凌駕于法律之上？這只是一個信息通訊和發布的平臺。”澳大利亞通信部長康羅伊日前對媒體表示，互聯網也應該接受政府的監管和審查，而不是一個“無政府的特殊生物”。他說，“有些人認為網絡是神秘的生物，因此法律不應該約束它。這是無政府時期和荒蠻狀態下的解決方案。我相信文明的社會和一個文明的社會人，在虛擬世界里都應該表現得與在現實世界一樣”。
早在2008年，澳大利亞就開始著手對網絡內容進行等級分類，并進行網絡過濾。根據這個審查計劃，澳大利亞的網絡服務運營商被要求強制性屏蔽這些“帶有拒絕被分類的內容”。從去年年底以來，隨著政府屏蔽的一批網頁地址被一家獨立網站曝光，澳大利亞政府過濾互聯網內容的計劃開始引起激烈爭論。
法新社稱，上個月中旬全球網絡運營商協會在英國的年會上，澳大利亞政府及康羅伊被評為“年度互聯網惡棍”。它們將澳大利亞的網絡審查機制與朝鮮、伊朗的網絡審查體制相提并論，但康羅伊表示不會對網絡坐視不管，他說，“澳大利亞政府對于網絡的審查過濾，其實比谷歌在全世界對網絡內容的過濾要少得多。”在被問到接受審查的內容應該占多少百分比的時候，康羅伊毫不猶豫地說：“確切而言，是百分之百。”
面對是否需要一個“完全不受管制”的互聯網，澳大利亞社會產生了很大的分歧。一些認為互聯網應該完全開放且不受國界限制的“自由派”認為，澳政府對于網絡的審查過濾會影響到人們自由選擇的權利。網絡自由組織“澳大利亞電子陣線”稱，一些網站很可能是在無意識中就被過濾屏蔽了，他們甚至“連抗辯的權利”都沒有。《悉尼先驅晨報》4月1日在網上調查公眾對互聯網監管的態度。有兩個選項：一是認為互聯網是特殊的；二是互聯網并不特殊。結果投票者中有3.1萬人支持前者，占投票總人數的96%。
互聯網底線在哪里
澳大利亞《世紀報》日前的一篇文章稱，實際上，很多成熟的民主國家都對網絡有審查過濾，在德國，宣揚納粹思想的內容在互聯網上無法打開；而在法國，否認納粹對猶太人大屠殺的內容也受到屏蔽，這些都是各國政府對他們認為不良的內容進行過濾。對于“互聯網的底線在哪里”的提問，文章稱，底線就在于這些內容在民眾看來是無論如何都不能被認可的。
在日本，政府對互聯網的監控很大程度上是被民間推動的。《日本經濟新聞》3月18日稱，去年日本民間團體對互聯網上違法的舉報比前年增加了95.3%，多達2.7萬件。其中有1978個網站管理人由于不愿刪這類的帖子，已經被警方追究刑事責任。報道特別指出，“這是警方在考慮到網絡自由、言論自由等后采取的強硬舉措”。日本福岡工業大學教授佐藤真木在接受《環球時報》采訪時說，網絡看起來是一個自由的空間。這種自由表現在傳播、閱讀、參與上的“隨意性”。但這種“隨意性”也帶來了不真實性和不公正性。佐藤說，雖然經常有人說互聯網自由只是對有言論控制的國家不利，但實際上這種自由已經危害到所有國家的社會秩序，所以才會有各國針對自己的情況為互聯網立法。在日本，許多民間志愿者團體主動上網監視，發現不良訊息后立即舉報，一些來日本不久的華人感慨說：“日本的網站有時候比中國的網站還干凈呢。”
5年前，如果要問英國人互聯網能夠給自己帶來什么，很多人都會回答“自由”。但5年之后，當英國幾乎家家都安裝寬帶設備，無限時使用互聯網之后，互聯網對于現實的危害也越來越多地暴露出來。美聯社3月25日稱，英國警察已經開始嚴格要求網吧要“監控”上網者的行為。今后人們在倫敦網吧里上網的話，不僅瀏覽的網頁會被保存，所下載的東西都有可能被監控。英國警察部門表示，他們將定期地查看上網者的檔案資料，對他們在網絡上進行的活動進行監督，“這么做是為了提高國內公眾安全。”
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傳媒學教授安德斯·鮑威爾認為，人類社會之所以有道德和法律，在于人們對于無序狀態的憂慮，而互聯網由于其無限的開放性必然會導致無序的出現。這種矛盾就注定了互聯網從一誕生，便會與世界的某些公理發生博弈。鮑威爾說，時至今日，兩者之間的矛盾已經越來越大，但互聯網的秩序遲早會到來的，網絡無法也不應該擺脫法律與道德束縛。他說，美歐宣稱互聯網應“自由”、“開放”等，但那只是表面文章，它們只是想以互聯網技術上的優勢，爭奪國際話語權罷了。反過來想一下，如果讓美國允許拉登在華盛頓注冊網絡電視臺，或者讓瑞典允許一伙人鼓吹這個國家的領土在歷史上屬于外國，恐怕這都是做不到的。
“30年前的金融自由化”和“網絡自由化未來30年后”
對于互聯網遭受到各國越來越多的法律限制，美國《華盛頓郵報》稱，“從前那個被看作偉大的民主化的力量，早就在法律、商業版權和恐怖主義等問題的影響下，開始帶有‘邊界色彩’”。芝加哥大學教授杰克·史密斯稱，如今很多國家設置了“障礙”，很多企業因為版權問題也會設限，互聯網今后會越來越帶有區域色彩，信息的流動性正在減弱。互聯網不可能成為一個“絕對的世界網”。
對于這種鼓吹“網絡自由”的說法，許多網民不以為然。在《金融時報》網站上，一名來自英國的網民kerease留言說，“1970年，美國經濟學家麥金農針對當時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的金融市場完全扭曲和患有政府對金融的‘干預綜合征’，首次提出了‘金融自由化’。之后的30多年，以華爾街為中心，整個美國開始向世界推銷這套理念，金融業成為凌駕于產業界的帝國，高盛、大摩暴富了，但2008年……在2010年，谷歌開始鼓吹網絡無國界，認為當前中國、澳大利亞等普遍存在信息市場完全扭曲和患有政府對信息流動的‘干預綜合征’，提出了‘網絡自由化’。之后30多年，以硅谷為中心，整個美國向世界推銷這套理念，然后成為凌駕于互聯網一切規則的太上皇，色情信息隨便看了，Youtube啥都能播了，谷歌暴富了，2048年……”
俄羅斯infox通訊社評論員葉普蓋尼·諾維克夫認為，互聯網說到底是溝通信息的工具，西方一些人說它會分裂，就像有人說世界的電話網會分裂一樣，是很可笑的事情。實際上，如電話一樣，所有國家都會對它進行管理，這是完全正常的。目前這樣的爭論只是由于現代科技本身發展遠遠超過相對遲緩的政治變動。互聯網在很多領域把有益的和有害的東西混在了一起，而由于其過于迅猛地發展，世界上越來越多的人要求在互聯網秩序上有真正的國際共識。
監管不會割裂互聯網
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博士沈逸在接受《環球時報》采訪時表示，一個新事物的出現對公共政策、社會生活會產生怎樣的影響，是否需要進行管理以及如何管理，對于這些問題需要有一定的反應時間。目前互聯網發展的速度超過了政府所需要的反應速度。因此人們就形成了一種意識，即互聯網是沒有邊界的。當互聯網帶來的無序與社會產生沖突后，各國必然要加強各種規范。
沈逸認為，各國對互聯網的管理趨于嚴格，但是互聯網并不會真正地割裂。這就像自由貿易一樣：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是純粹意義上的自由貿易，即完全敞開市場，任何企業到任何國家去投資經營都要遵守該國家的法律法規，但國際貿易體系并沒有因此被割裂。
沈逸說，現在西方的媒體或者某些互聯網企業熱衷渲染一種理念，好像互聯網一管就會死掉或者被切割，迫使人們做“二選一”的選擇。這樣的做法實際上是它們在濫用其壟斷地位。互聯網注定將走向規范和多元，充分發揮互聯網的功能和進行有效管理、維護社會生活的豐富多彩等是可以并行不悖的。沈逸認為，互聯網企業是追求利潤的，因此為追求流量它們自稱對網上內容不負責，但是這些內容所產生的社會效應成本是要社會來支付的。隨著人類對互聯網使用的深入，這種需要管理的民眾需求已經產生，且在技術上也可以達到。至于管到什么程度，是一個各方博弈的結果。目前還是由各國自己產生一套標準，未來通過各國之間相互磨合，逐步產生一套國際標準也是有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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